一分田的红薯，长空带人挖出了200斤出来。
当初的那场火，并没有将红薯给烧掉，李战就感觉这红薯冥冥之中有天道守护，等李战看到长空等人挖来的250斤红薯之后，李战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此时的李战在提前做一位名叫陈振龙做的事情，这位陈振龙生活的明朝末年，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，以陈振龙生活的福建为例，在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后，早已无力承载人口的过多繁衍，当时，福建“隘山阨海，土瘠民贫，赐雨少愆，饥馑存至，偶遭歉岁，待食嗷嗷”。
以福建惠安县为例，由于人口剧增、地产不足，仅仅隆庆五年（1561年），这个区区一万多户人口的蕞尔小县，每年就“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（约合当代1300万斤）”，才能养活全县人口。
当时，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，且每年只能种一季；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，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。
而红薯不仅可以种植两季，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，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，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，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精美，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，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超级农作物，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超级礼物。
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红薯后，即将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，可以说，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。
得益于红薯的广泛引种，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（1572年－1620年）的173万人，增加到了1834年（清朝道光十四年）的1500多万人。
只要李战做的好，李战可以让我们大唐成为某个时期的英国，日不落帝国。
“大哥...我来了...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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